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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傅氏尚德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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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宏烈五疏救黎民  

2007-11-02 19:55:02|  分类: 【传芳录一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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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宏烈,字竹君,江西进贤人,生卒年代不详,只知是明末清初人。其父名应期,曾在明朝末年任过粤西县令。宏烈幼年随父在任所苦读诗书,历练本领。清军人关,在平定两广后招募人才,他应试中举,步入仕途。清圣祖康熙三年(166年)任庆阳知府至康熙九年(1670年)。在他任职的六年内,五次上疏,奏请朝廷豁免庆属钱粮16000两白银。郡人思其德,在庆城南街永春门内,修建祠堂,名为傅公祠,嘉庆三年、宣统三年重修。傅宏烈后升任靖寇大将军兼广西巡抚。

傅宏烈初到庆阳任职,正值原归属于陕西省的庆阳府划归甘肃省管辖,仍为一州四县,即宁州,安化县(即今庆城县)、合水县、正宁县、环县。他利用两年的时间,顶风冒雨,爬山涉水,摸清了庆阳的山山水水,风土民情。所得到的实际情况是“边荒残民,极苦极惨,地方日坏。”凡是他所到的地方, “伤心惨目,难以苟延。”就是这样极坏的地方、极苦的黎民,仍然要交纳日益繁重的赋税,百姓到了不堪活命的地步,需要“急解倒悬,以安边土事。”因此,他冒着杀头之罪的危险,越级上报奏章,请求康熙皇帝和清朝廷敕部查看,减免庆属钱粮,起到“全此惨黎,安辑边土”的目的。在第一疏奏效之后,他又连上四疏,为庆民请命,使庆民减轻重负,休养生息,得以活命。现在我们分析《请免庆属钱粮第一疏》的内容,就可充分认识傅宏烈其人,理解庆民何以为他立祠了。

一、疏中大胆地反映了庆民悲惨的状况。疏中说: “窃庆阳所属一州四县,隶在西北极边,原属三秦重地,苦寒瘠薄,大与腹内不同。明季兵事,首起延庆,延二十余年,无城不屠,无村不戮。至我清顺治四年,地方稍定,所余残民,十仅存一,俱系安插降丁,并无务农百姓。今宁州、安化、合水三州县,卖儿鬻女,年深一年,男号女哭,民不聊生。”反映庆民的悲惨境遇,主要在后四句话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惨的状况呢?疏中讲了三条原因:一是庆阳“隶在西北极边”, “苦寒瘠薄,大与腹内不同”;二是“明季兵事,首起延庆,延二十余年,无城不屠,无村不戮”;三是“所余残民,十仅存一,俱系安插降丁,并无务农百姓”。这三条原因固然是客观存在的,但并非主要原因。因为第一条原因不仅在清朝存在,其他朝《代也存在,而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因被后一句话所否定。疏中说:“至我清顺治四年,地方稍定”。这就是说,从清顺治四年之后,战争已告结束,社会已趋安定,到了傅宏烈任庆阳知府时,已历时17年之久,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,战争的创伤应该平复,农业生产应该得到恢复,人丁的繁衍已经开始;当时农村安插的降丁,在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实践中,也变成了真正的农民,所以这两条原因也是站不住脚的。既然以上三条原因不是主要的,那么庆民何以在清朝立国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还这么悲惨,主要原因何在呢?就只能从清政府本身去找了。一般情况下,封建王朝的官吏对新成立的朝代均采取粉饰太平、歌功颂德的态度,而傅宏烈却甘冒杀头之罪,大胆地暴露庆地社会的惨状,这是他难能可贵处之一。

二、用家资为庆民弥补税赋的亏欠。疏中说:“臣任事两载,百计调停,以三州县顺治十六年、十七年、十八年、康熙元、二年,带征民欠三万有余,臣尽倾家资倡首,劝州县臣佟国瑜、虞二球、吴宗杞、吕士龙、朱介等新旧各官,捐完于未奉。清圣祖康熙四年(1665年)三月初五日,恩赦之前,出示士民,不复追征。”他这样做是为了“设法宽民,意在招民,充实户口,安此边土。”俗话说明“千里做官,为的吃穿”。谚云: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。”封建士大夫外出做官,都是为了光宗耀祖、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。而傅宏烈到庆阳为官,不仅未获取一分之利,反而捐出家资为民纳税,真是奇事!虽然在他之前,也有知府为民纳税的,如顺治十四年的知府杨藻凤,曾为宁州诸生捐俸代纳,数量不大。而傅宏烈等官吏连补5年的税赋亏欠,达3万有余,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!正如他在奏疏的后面提到“臣家已破矣,力已竭矣。”以其全部家资为民纳税而使自己家破力竭,这是傅宏烈难能可贵处之二。

三、指斥清政府重赋暴敛,纳了过头税。奏疏中说:“奈宁州赋重累民。每地一亩,科银五分六毫七丝三忽九微八纤,倍于安化、合水四县多矣。宁州土地,界连安、合、正、环四县,瘠薄无异,且系高岭。十日不雨,耕作无望;百物不产,商贾绝迹;稻谷不生,惟藉荞麦为种;深沟峻岭,又无挽运卖变之处。止在本地,每石荞麦仅卖市价一钱;每地一亩,大熟之年,仅获籽粒三斗。以三斗之获,卖银三分,而完五分六毫七丝三忽九微八纤之正供,民力亦难办理。又加包荒包逃,是以卖儿鬻女之事,不独一州小民皆然,即贡生、生员之中,亦且有之。甚且儿女无卖,且卖妻矣。日甚一日,节年无征,钱粮万余,责成活户包纳,此逃累彼,残民渐至无民,残土渐成废土,此宁州之惨苦大略也。”这些话说得非常明白、清楚。地里出产仅有三分银,你却要征收五分多银,这不是重赋暴敛、过头税又是什么?民不堪重负而外逃,不如此,何以为生?宁州如此,那安化、合水是不是好一点呢?非也!各有各的难言之处。疏中说: “安化则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乡;我朝定鼎之初,念兹残边,除荒征熟。而安化西、南两乡,顺治八年、九年间,寇孽尚在观望,值行查荒熟之地,死绝无人者,多未报荒,以致节年荒粮两千余两,载在全书,遗累活户包纳。至顺治十八年加增练饷,逃荒者多,民无完肤,此安化之惨苦大略也。合水则经兵燹后,本地百姓,仅存五百六十六家。前任知县刘澄源,招抚外处流移,安插开垦,充实县治,遂以开垦地亩,照例起科。康熙元年(1662年),奉文驱逐流寓,各回原籍,留下荒粮六百余两,未经减免,节年俱责活户包纳。以致活户亦逃,熟地亦荒,民难生聚,此合水之惨苦大略也。”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:安化县虽然从政策上给予了照顾,但因故未将撂荒的土地报足,荒地未除,多征了两千余两白银,加在了活户身上,后又加征练饷,使庆民雪上加霜。合水县是因清政府的政策变动,造成移民开荒所加的税落在了原有户的身上。各州县的情况虽略有不同,但共同一点就是赋税过重,民不堪负。这里提到“活户包纳”’是什么意思?活户与死户相对应。活户就是户里还有活人,还在原地居住;死户就是户里无人了,不是死亡了,便是逃走了。死户里无人,但赋税总数未减,这就要活户包纳。这样活户的税更重,逼得他们难以活命,“以致活户亦逃,熟地亦荒”,“此逃累”彼,残民渐至无民,残土渐成废土。”这就是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;庆阳的社会难以安定,生产和经济未得到根本恢复,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根本原因。傅宏烈把庆民悲惨境遇的根本原因归结在清政府的重赋暴敛政策上,大胆为民请命,这是他难能可贵处之三。

四、越级上奏,救民急于救水火。按照清朝的规定,知府的秦,疏只能报经巡抚同意后才能上达。但甘肃的原巡抚刘秉政虽已接到他的缮疏(即原缮写的奏疏副本)后,突然奉命调走,不便查验;新的巡抚刘斗才接上省务,又无暇查验。加之朝廷又颁发旨意,禁止臣下随意去巡历,而老百姓不可能跑上两千多里路去上诉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只能越级上奏了。越级上奏也是一种罪名,但傅宏烈在所不顾,这是他难能可贵处之四。

傅宏烈作为封建社会的中层官吏,却有如此难能可贵处,可见。其亲民之情、爱民之心、急民之需的思想。封建社会里不是有清官、贪官、庸官之分吗?他就是那种清官。清官难得,得到一位,黎民百姓必然趋之若鹜;清官为民办一件好事,百姓报之以十,这就是庆民要为傅宏烈建祠的原因所在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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